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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传，每段概括
）王世贞
①于谦，字廷益，其先河南人。谦生而颀晳，美容止。七岁，僧兰古春善相，见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无若此儿者，异日救时宰相也。”二十三岁举进士，拜江西道监察御史。谦风骨秀俊，音吐鸿鬯，每奏对宣庙前，上必为倾听。
②久之，议增补各部右侍郎，治诸镇粮税，兼练卒抚民。上手书谦姓名付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山西。奉玺书以往，年仅三十三，时人荣之。谦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访父老，以便益病苦。岁饶则多出官镪，籴民粟归庾；俭则吐庾粟，减直以粜。公私得相赡，而于下尤利。
③谦既在官久，威惠流闻。尝轻骑自河内历太行而盗有窥者谦厉声叱之皆大惊散走。曰:“不知为我公，死罪，幸赦我。”谦异。
④数当入朝议事，人谓即不橐金往，宁无一二土物，如合芗、干菌、裹头之类，足以充内交际耶？谦笑而两举其袖，曰:“吾惟有清风而已。且交际物之几何，而闾阎短长可畏也。”因赋诗见志。
⑤郕王①既即大位，益贤谦，虚己委焉。入对，慷慨泣奏曰:“虏得志，挟我大驾，势必长驱而南。今六军实力、武库、兵器尽矣。凡兵皆出营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通州仓欲守之或不能，委以与敌则可惜，宜令官军皆给一岁禄奉，听其自运。”上皆嘉纳之。
⑥虏报益急，诸中贵人之鼠窜者、恋土者相轧未定，而搢绅士人多遣其私重归。谦乃恸哭，廷诤曰：“京师，天下本。宗庙、社稷、山陵，宁此百官万姓帑藏庾廪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动，明日大事去矣。且虏乘胜骄，实不足畏也。”上闻之曰：“善。”其一听谦处分。（选自《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朝与朝鲜是什么关系
朝鲜在政治正统性上对明朝的依赖
与高丽一样，朝鲜对明朝的依附也首先体现在文化领域，在接受汉字和汉文化的过程中，朝鲜国内形成了强烈的正统性思潮，这种思潮深受朱熹理学的影响，并在朝鲜王朝内部发展出了坚持汉族正统观的性理学。正统性思潮将朝鲜的政权正统性和合法性完全植根于对中原汉族王朝（明朝）的归附，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执政者的决策。
朝鲜建国伊始，就主动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还以“权知国事”的名义，向明朝请赐国号，朱元璋赐国号为朝鲜。明亡后，朝鲜将明朝为其赐名一事视为“大造之恩”。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朝鲜之所以要向明朝请求赐予国名，是出于对王朝正统性的考虑，通过箕子朝鲜接受周武王册封的传统争取明朝天子的册封，从而获取宗主国的认同，以确立其政权的正统性。自此之后，朝鲜国王或世子要获得真正的名义，都必须经明朝册封。燕山君和光海君因政变被废，未得明朝赐谥，因此只能称为“君”，不能称“王”，也无庙号。
政治上归附明朝对朝鲜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可以从光海君被废和仁祖反正这一案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光海君（１６０８至１６２３）在位时期，明朝逐渐衰落，后金不断崛起。后金于１６１６年建国，１６１８年正式向明宣战。与后金毗邻的明朝盟国朝鲜，此时不得不在事明和事金中做出抉择。比较终光海君采取了既不背明、也不怒金的“两端外交”。这种“两端外交”明显违背了明朝“谨守法度，以绝私交，恪秉忠诚，以全令誉”的要求，脱离了朝鲜传统的对明“事大”的外交政策，引发了朝鲜统治阶层的强烈不满。１６２３年３月，仁穆大妃之孙、绫阳君李棕在西人党人的拥戴下发动政变，废黜了光海君，史称“仁祖反正”。
王大妃在废黜光海君后颁发的《教书》中说：“我国服事天朝二百馀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惠，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數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姓，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以废之，量宜居住。”从上述激烈言辞中可以看出，朝鲜统治阶层认为对明“事大”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反正”后，仁祖立即上疏明朝，呈送光海君“背德”“通奴”的材料，解释发动政变的原因在于光海君不忠心事明，私通后金，从而打消了明朝声讨其弑君篡位的想法。比较终明朝表示，“朝鲜废立之事，以纲常名义讨论之绝之，此一定之正体也。以冀戴天朝论则二心通奴者是为我梗也，同心灭奴者是为我用也”，并很快颁敕谕旨，册封仁祖。与此同时，仁祖在朝鲜国内也极力标榜“亲明”外交，猛烈批判光海君的“两端外交”，以“与怒贼私通”等罪处决大北派人士，宣称“当与天朝协心一力，期灭此贼（指后金）”。而面对后金对明朝的军事威胁，朝鲜士大夫阶层也认为，即使明朝没有“壬辰战争”中的拯救之恩，朝鲜于明朝也是“既定君臣之分，则何可坐视而不救乎！”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变而篡位的仁祖政权得以很快稳定下来。
从光海君被废和仁祖政变成功这一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朝鲜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并不取决于权力继承的程序和方式，甚至不取决于执政者政策是否有利于本国的利益，而几乎完全取决于其政策是否符合正统性原则，是否亲明并获得明的承认。光海君被废也对此后历代朝鲜国王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６２７年后金首先次攻打朝鲜（即“丁卯之役”），在自身生存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朝鲜被迫与后金议和。但在议和谈判中，朝鲜毅然拒绝了后金提出的“不必仍事南朝，绝其交往，而我国为兄，贵国为弟”的要求，表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弊，不敢从也”。１６３６年，清第二次人侵朝鲜（即“丙子之役”），其时清鲜两国实力相差愈发悬殊，但即便如此，在朝鲜战败与后金议和的过程中，其内部仍有极为强大的斥和势力，朝臣称：“明天下，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故不可连和于虏也。”在这两次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战役中，朝鲜并未因顾忌自身的生存安全而轻易地断绝与明朝的同盟关系，足见朝鲜对自身政权安全的看重以及明朝对其政权安全的重要意义。
１６３７年，朝鲜被迫接受了清的城下之盟，“向清行君臣之礼，奉大清为正朔，并同时废除明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交往，在清攻明时，出兵助清”。尽管此时朝鲜慑于清朝的武力，“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与其结为君臣之盟，但暗中却仍继续奉行尊明反清的政策。作为清藩属的重要表征，朝鲜应去明年号、行用清年号。但除了与清的交往中使用其年号外，朝鲜国内仍暗中使用明崇祯年号，一直到１６４４年明亡为止。不仅如此，当清攻打明朝时，朝鲜也故意拖延派兵，消极助清抗明。在明朝已无力给予朝鲜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朝鲜仍愿尽其藩属的义务，这显然不能用国家安全动机来解释，而只能从政权正统性的角度才能理解。
与此同时，朝鲜素以中华文化之唯一继承者自诩，对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一直持鄙视态度，其官方史书和个人文集常以“虏贼”“虏酋”“胡贼”等充满蔑视的词语来贬称后金。朝鲜史籍通常将女真人称为“夷狄”、“藩胡”和“贼胡”，认为他们“非我族类”，“贪而多诈”，“饥来饱去，见利忘耻”，是“犬豕之辈”“凶丑之徒”“狗鼠之辈”“人面兽心＇对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朝鲜史籍多称其为“老酋”或“老贼”。即使是１６２７年丁卯之役中朝鲜为后金所侵且大败之后，朝鲜内部在讨论与后金议和事宜时，仍称后金为“贼”。如《李朝仁祖实录》中所记，“贼以和字愚弄至此，尚何言哉！”“闻贼欲得木棉四万匹、牛四千头、绵绸四千匹、布四千匹”等。
而在被迫与后金结为兄弟之盟后，朝鲜在与后金的交往中依然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和鄙夷态度。１６３６年皇太极称帝，通报朝鲜时，朝鲜大臣对此予以痛斥：“臣附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我国素以礼义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看，……今乃服事胡虏，偷安仅存，纵延晷刻，其于祖宗何！其于天下何！”而当皇太极派来的使团怒而离开时，朝鲜百姓“观者塞路，群童或掷瓦砾以辱之”。如韩国历史学家全海宗所论，“李氏王朝从理念上根据中国的华夷观，蔑视着满族”。
编辑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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